七君子合影旧照。

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“七君子”案，是一个值得从多个维度探讨的案件。七君子除了邹韬奋、章乃器和李公朴之外，其余四人的身份都是律师，特别是沈钧儒还是当年律师界捍卫法治、走在前排的人物。
七君子案的律师团也堪称当年的梦之队，括张耀曾、李肇甫、陈志皋、江庸、汪有龄、江一平、刘崇佑等。这些律师既有做过司法总长、国会议员、大理院(最高法院)审判长的，也有大学法学院院长、教授。此案成为中国律师界投身于历史大事件的不多的例子。
从法律正义、历史正义、政治正义的多维度看，此案相当复杂。一方面，南京国民政府大体上还努力引进西方法治；另一方面，在当时国际法西斯主义泛滥、国内战乱频仍的局面下，蒋介石效仿德意法西斯国家，推出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，限制公民权利，实施司法国家主义。一方面，泛左翼的救国会不认同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；另一方面，这些律师以及律师公会的安身立命所在正是司法专业主义，他们不可能走暴力推翻蒋介石的革命之路，这就不得不多少要认同“恶法亦法”，在法律框架内做斗争。一方面，日寇侵华，国土沦丧，爱国抗日天然有理；另一方面，当时七君子的确与共产党有合作，在“实证法学”的视角下，未尝没有触犯当时的法律。
谈这起案件，还得了解一下当时刑事辩护的大背景。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，力争有一个司法昌明的形象，以达到从列强手里收回领事裁判权之目的。比如，1934年8月，国际联盟刑法委员会制定了对待犯人最低标准，很快南京国民政府照单全收。
虽然，当时的《刑事诉讼法》已有一定的近代法治元素，但问题还有很多，而当时中国的律师也是死磕巧斗、盈科而进，推动中国司法的点滴前进。比如，当时看守所经常刁难律师，不让律师会见在押的当事人。1935年，上海律师公会就一方面推举汤应嵩、沈钧儒等撰文呈请司法行政部纠正，一方面派沈钧儒、单毓华等律师赴上海地方法院，敦促检察机关制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再如，1929年，上海潘振亚律师代理谢楚石等共产党反革命案，在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审理，但上海警备司令部却要非法移提当事人。潘律师认为本案发生在租界，不能移交，得到法庭支持。警备司令部恼羞成怒，称潘为共产党辩护系反革命行为。潘律师据理反击，并要求上海律师公会出面“保护当事人受适法之裁判”，制止上海警备司令部非法干涉，呈文南京司法行政部、各党政军机关，责成该管长官依法惩戒。
可见当时上海律师界，即使在“敏感案件”上，依然有胆色维护法律尊严。这就是当时律师和司法当局的博弈局面，也是七君子案的背景色。

羁押“七君子”的苏州同前街米字形监狱。
 
七君子案注定是一场政治案件，在救国会方面宣传“爱国无罪”、政治辩护的同时，律师也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内容与周旋，维护七君子的合法权益，完成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政治案的法律辩护。
律师们来到当时驻上海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，打了第一个回合：嫌疑人是否适用羁押？
前一天，沈钧儒、李公朴、王造时和沙千里是在公共租界被抓的，押在二分院；而邹韬奋、章乃器、史良是在法租界被抓的，此时都被押在三分院。当时上海公安局要求法庭准予先行羁押嫌疑人，但律师提出“未见罪证”不能羁押。法庭最终同意交保放人。
但是11月25日，公共租界迫于压力，再次抓捕沈钧儒等人，并交付上海公安局，很快被押往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。而律师只能向法庭方面抗议被告人被剥夺了羁押前开庭听证的权利。
律师找到的第二个辩护点，还是程序方面的管辖权问题。按当时的法律，内乱罪、外患罪、妨害国交罪的管辖权属于高等法院；而“七君子”的涉嫌罪名是危害民国，属于内乱罪，故在上海逮捕后就立即移送苏州，交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。但问题出在当初上海地方法院，是以“妨碍秩序罪”将章乃器、邹韬奋、史良移交，这是一个严重的管辖权限错误。
律师辩护策略的第三步，还是程序问题，“要求法官回避”。
6月11日，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开庭审理七君子案，检方抛出十大罪状。庭上双方就“危害民国”与“救国无罪”展开激烈斗争。被告王造时在受审问时，质疑起诉书把政权和政府混为一谈：“政府是一个国家的机构，政权为政府行使他的职能的力量；政府是具体的，政权是抽象的”；而庭上的法官有时对辩护无言以对，有时仅以摇手示意，这被抓住了把柄。
当夜，律师在旅馆里就商量了第二天的“突然袭击”，认为法官拒不重视采用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有利于被告的证据，显系故意偏袒检察官，按当时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2条规定，推事被申请回避者，除应即速处分者外，应即停止诉讼程序。第二天，法官不得不回避，庭审遂中断。
6月25日，换了法官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。但之前一天，律师又打出一次硬球，向法院声请调查证据。首先，起诉书里说，救国会提出“人民救国阵线”“联合阵线”口号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内容；这一信源来自《中央日报》，而《中央日报》来自骆美奂的文章；骆美奂说这是王明的书里写的，但这书是没出版处所的，而王明“又不知谁何”(其实王明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)。那么证据链就断了。于是律师要求外交部、驻苏大使调取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，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说法。
第二，起诉书指控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提出的八项主张，系被告勾结军人，谋为轨外行动。律师指出，被告是1936年11月被捕的，12月才发生的西安事变，到底被告有没有勾结张学良。因为当时张学良已经被秘密关押在蒋介石的老家奉化，所以要求江苏高法委托奉化地方法院讯取张学良的证言。
这两项取证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但又的确是检方指控七君子构成犯罪的核心证据，按无罪推定原则，检方找不到，自然无法定罪。与此同时，在“七君子”案开庭审判后，宋庆龄等十六人发起“救国入狱”运动，发表宣言：爱国如有罪，愿与沈钧儒等同罪，并亲往江苏高等法院要求同坐监牢。而且开庭后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司法当局无论如何也无法继续审理这个“抗日有罪”案了。7月30日，法院决定对七君子交保开释。
1937年9月，国民政府修正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，删除了“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”为犯罪的条款。1939年1月26日，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宣布撤回此案的起诉，七君子案至此终结。即使是在七君子案这个注定的政治案件中，律师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专业主义操守，要求不得先行羁押、质疑法院的管辖权限、申请法官回避以及要求法院调取张学良证言，在程序和实体多个方面，步步为营，坚持用法律说话，邀击了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这部恶法，终于赢得了恶法被修订、七君子无罪的结局。